经济走势跟踪(1862期)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什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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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9-25 18:43

经济走势跟踪(1862期)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什么?(二)

2018-09-25 17:02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技术/公司/保险

原标题:经济走势跟踪(1862期)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什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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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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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什么?(二)

导读: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不能简单看作是两国间一种单纯的贸易问题,现有的中美关系将面临重构,也由此将使国际贸易秩序发生巨变。

(上接第1860期)

服务业会是美国贸易战的下一步棋吗?

FT中文网专栏作家窦文宇预计,未来贸易战的另一个焦点可能是中国服务市场的扩大开发。面对可能到来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的服务产业该如何应对?

在2018年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叫的很响的一个口号,就是要让美国制造业(Manufacturing) 再度辉煌起来。

事实上,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就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生产制造,还包括建筑、采矿、伐木)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一直在15%以下,甚至低于金融/保险/租赁这个服务行业对GDP的贡献。今天的美国经济已是服务业唱主角,贡献了8成以上GDP,是其经济结构中最有竞争力的部分。

美国服务产业的优势也体现在中美贸易的棋局中,美国商务部称,2017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逆差达3752亿美元,但它的数据也显示美国对华服务业出口却是顺差402亿美元——而10年前这个数字仅为17亿美元,增长势头迅猛。不过,这个服务贸易顺差数字,在美国2017年的全球总体2430亿服务贸易顺差里,也不算大头。此外,考虑到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双边贸易金额达6360亿美元(US Census Bureau)。这个402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相比中美双边贸易的总体规模也不大。

据外媒分析,中美贸易谈判涵盖几个方面,一是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二是要求更多开放市场,尤其牵涉到美国成熟强大的服务业;三则是触及产业政策补贴,如中国制造2025等。不过,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初的战鼓声隆隆,到现在的针尖对麦芒关税战,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可以谈判更多的市场开放,但指望放弃其既有的核心技术产业政策不大可能。

当然,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及最大的贸易对象,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交叉依存性强,双方在未来进行更多谈判,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中方产业扶持政策立场坚定的假设下,美方的未来谈判要求是否有可能转移到市场开放,尤其是其较强的服务业上呢?

根据美国国务院贸易办公室(USTR)的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商标和电脑软件等IP授权是主要项目。这些固然是美国成熟的服务行业,但其实美国最强的金融(包括金融、保险、地产、租赁等)、商业服务(Professional & Business services,包括如IT、咨询)、教育及医疗(Education & Healthcare)等服务性行业——在中美服务贸易的顺差中占比并不高,可能是双方下一步谈判的议程。的确,据外电报道,在8月下旬的中美副部级谈判中,美方的关注点包括快速批准维萨和万事达卡进入中国国内支付领域申请,以及批准摩根大通在中国设立占多数股权的合资证券企业。

所以,在中美贸易博弈的大背景下,在可预见的未来(3年内),中国的服务业将可能面对美国的压力及冲击。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机会与应对战略

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经济的重心及强项在于服务业而非生产制造,特朗普把贸易战重心放在制造业上是歧路的(misguided)。当然,他这么做有迎合核心选民(白人蓝领阶层)需求的考虑,但政治风云变幻,特朗普及共和党能今年底的中期选举结果未卜,他在中美制造业逆差上的高调门能否持续下去也还难说。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3-5年内),随着中美贸易竞争进入长期博弈,美方擅长的服务业可能成为另一个争夺焦点。

其实,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将大幅度放宽国内金融市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市场准入,这可能已是未来中国将向其它国家(包括美国)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的一个明确信号。

可是,如果狼真的来了,中国服务业准备好了吗?中国正在起步上升阶段的服务行业,如果遭遇成熟发达的美国专业服务业,能有几分胜算?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服务营销(services marketing)的文献中寻找思路。

在服务营销(services marketing)文献中,以上提到的这些美国优势服务行业(零售除外)基本属于专业服务业(professional services)范畴,涵盖了诸如金融、工程、研发、医疗、设计、教育、IT、管理咨询等领域。一般认为这些行业具有以下4个特征:一是,专业知识及能力关键(knowledge-intensive);二是,服务提供者与客户直接互动(people-centered);三是,服务的过程重要(Intangible);四是,服务具有非标准性,可能需要根据顾客需求量身定做 (customized)。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有些专业服务可以“出口”(比如,设计工作可以远程完成),但考虑到中国服务市场的规模,成长潜力及重要性,相信认真对待这个市场,并有长期发展愿景的美国服务企业,如果有机会,都应该会考虑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不过,哪怕是成熟强大的美国专业服务公司,即使中国市场大门敞开让其进入,它们就能在竞争中战无不胜,获得商业成功吗?不一定。

前述的专业服务业的4个特征意味着,服务性企业必须对市场及顾客的特点有精准细腻的把握,而且要能够做出迅速,个性化的回应。而要做到做些,对于那些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企业进入所谓“心理距离”较大(Psychically Distant)的国际市场,例如美国服务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想象以下这个场景:假设美国最大的机构餐饮服务商Aramark,获得了为中国部分高校食堂提供餐厅服务的合同,适应了美国高校食堂中汉堡、比萨饼、意大利面等包打天下的它,“惊喜”地发现在中国,即使同一个省内饮食习惯都可能不同(比如陕北面食为主,陕南米饭为主) ,这些充满挑战。当然,类似这样的挑战对于技术性较强的服务(如:电影特效后期制作)可能会稍好一点,但即使在这个领域,来自日本、韩国的团队(公司)——因为文化的接近,也比好莱坞同类公司相对容易在中国电影市场接到活。

总体看来,即使中国服务业市场对美开放,拥有成熟经验的美国公司开展运营时也不见得就能放马平川,但他们的经验及专业能力必定会给中国的服务企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双方的竞争会在哪些领域重点展开?中国企业又应该拿出什么应对策略?

假定视中国及美国的专业性服务公司(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s)在中国市场展开正面、公开、市场化的竞争;两个竞争的维度是:一,在企业眼中需要服务的市场之吸引力(attractiveness),如规模、成长性等,这里市场的概念既可以指现有的市场,也可指潜在市场;二,企业(或行业总体)的专业服务能力(或者潜力)。例如,数字电影后期的数字制作(digital production)技能;或是Aramark这样的机构餐饮服务商,能为机构(如大学)继续提供大批量、令用户满意的餐饮服务的运营及管理技能。具体从4个决策象限(领域)来分析:

首先,市场具备大的规模及成长性,服务企业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例如:2018年8月20日,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中国网民规模达8亿,其中7成以上有过网络购物或网上支付的经验。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市场吸引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同时,经过20余年的历练,中国的互联网服务行业(如阿里、腾讯、今日头条等)积累了不俗的实力,开发出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阿里的新零售,腾讯的社交空间,头条系的智能推荐。

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业不仅高度发达,而且产生了不少原创性的技术。如果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据报道Google开发了一个适合中国市场的名为Dragonfly的搜索引擎;而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在天安门广场跑步传达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及兴趣——中国互联网企业怎么办?

当双方的(技术)竞争力没有巨大的落差,市场又具高度吸引力,正面交锋的战略将不可避免。或许如百度总裁李彦宏所说,期待和Google真刀真枪再比拼一次,谁才是真适合中国用户的搜索引擎。

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互联网服务行业的水准(虽不能说已超越美国),但相对于世界不少其它地区还是具备一定优势,在中国主场与美国互联网企业正面竞争,同时开拓海外市场(包括美国市场) ,能为企业的竞争战略增加灵活度。

例如在美国青少年中很火的音乐短视频社交平台Musical.ly,最初是由两位中国互联网软件资深人士——阳陆育和朱骏去美国创立的,2017年被今日头条以10亿美元收购,目前拥有1亿注册用户(著名歌星Taylor Swift 是其中一位)。今年8月2日,Music.ly改名为TikTok(也就是抖音的国际品牌)。这个举动被看作是今日头条进军美国市场的一个重大举措。

其次,市场具备大的规模及成长性,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有待提高。

例如: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金融业需求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联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金融行业(包括银行、投资、保险等)市场规模及发展潜力巨大。就以保险行业为例,2017年中国的保险渗透率(insurance penetration rate)为3%,低于美国的7%,不过,欧洲最大的保险公司Allianz预测,在2028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

但是,中国保险业毕竟只有40年左右的发展,和美国2百年的保险业历史积累比起来,在不少方面都还有差距。2018年7月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保险节上,清华大学保险系陈秉正教授就指出了诸如行业运营管理效率不高,人均产能相当于美国七分之一;产品单一,创新能力欠缺等问题。

故而,保险业在今年也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先行者。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了一系列开放新规,如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3年后不再设限,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等。这个市场开放政策的初衷之一,是促进中国向保险强国转变,让保险行业进一步吸收先进的理念和产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美国成熟发达的保险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客户不再需要去香港买国外保险),中国保险公司该如何应对?

面对如此大的市场规模及发展潜力,退却绝对不可取,但若一时在保险产品设计开发上比不过国际保险巨头,一条可行的战略路径是展开本土差异化,包括细分市场深耕,顾客关系维护,或是品牌营销等层面。

比如,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国内保险市场,相比State Farm、Liberty Mutual、AllState之类的巨头行业领导者,Progressive一般是排在第5/6位的第二梯队,但依靠其创意四射、亲切幽默动感的“吉祥物”代言人(Mascot)——女经纪人Flo,在公司电视广告、直邮、社交媒体等宣传场景不断亮相(甚至拥有自己的Facebook主页),成功在大众化的车险市场和消费者建立起了情感链接,树立了品牌差异化。2018年,Progressive已成功挤入美国前三的车险服务商。

Progressive成功的差异化营销,对中国保险业提供了启示。目前中国保险公司的品牌营销大多还处在公司及产品卖点的直白陈述上,通过创意手段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但另一方面,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它们,应该比“外来的和尚”(国际保险公司)对中国消费者的心理有更细腻的了解把控。 所以在与国际保险公司的竞争中,可以充分利用本土化的创意营销,树立品牌的差异化,应对强大的竞争对手。

再次,市场在培育中,具有发展潜力,能提供服务企业的具备专业实力(或潜力)。

中国的文化娱乐市场处于成长期,不但吸引了众多国内企业及投资者的兴趣,也吸引了国际企业的关注。美国文化服务产业一直也有强烈的打入中国市场的兴趣。比如,随着预期中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每年进口的好莱坞电影上限,有望从目前的34部扩大一倍。

单纯从文化产业的技巧及成熟度来看,美国的文化娱乐业的规模及水准世界领先,如好莱坞影视、百老汇歌舞、最大的流行音乐市场。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不少时候还是跟着国际潮流模仿——今夏最火的综艺节目之一——“创造101“,节目版权及设计理念都来自韩国的同名节目。

所以,如果中国的文化产业仅仅是追随国际潮流,没有拿出自己的特色,在中美娱乐业之争中胜算不大。但是,中国企业极有可能在一个潜在文娱市场具有优势,那就是以五千年中华文化底蕴做支撑,具有独特中国魅力的文化产品,可称之为“华流”—创造开发这个市场,既可以避免与美国强大的文化产业在题材定位上正面竞争,又为以中国特色文化产品挺进海外市场提供可能。这方面,或许可以参考“韩流”(K-POP)文化娱乐业的成功经验。

2017年,韩国男团BTS力压Justin Bieber、Rihanna等国际音乐巨星,成为Twitter上提及最多的音乐人(团);当他们出席当年的American Music Awards时,著名主持人Ellen Degeneres 调侃场面就像是披头士降临洛杉矶。在2018年5月的美国 Billboard Music Awards典礼上,BTS与Taylor Swift、Pharrell Williams等明星同台演艺。BTS在南美也拥有疯狂的粉丝,一场其在智利的演唱会,观众的尖叫声一度达到128分贝,足以造成听力损害。

在国际文化商业圈里,韩流的成功不是偶然,光鲜精美的制作之外,团队精神,吃苦耐劳(长时间严酷的艺人训练),技艺精湛,都为韩流的创作打下了基础;而家庭朋友的亲情观念,东方人内敛与奔放合一的性格,为韩流创意提供了养分。最终的艺术结晶就是韩流国际化的文化产品,但一望可见的韩国特色。

同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国,拥有悠久丰富的文化底蕴,如果能充分挖掘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打造同时也具有国际感染力的作品风潮(“华流”),将可能是中国文化产业敢于面对市场开放的自信来源。

“特朗普效应”会否拉近中欧关系?

剑桥大学张楚楚和肖超伟最近在文章中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欧关系,认为,中欧有必要全面深化合作,但面临不少障碍,比如欧洲对美“既爱又怕”、极右势力崛起形成阻力等。

文章指出,随着“特朗普效应”的不断发酵,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诸多国家与地区遭遇巨大威胁。自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原则的特朗普“坑”起欧洲盟友来可谓毫不手软。

目前,面对白宫的出尔反尔与“另类”政策,欧洲诸国有两种战略选择。

选项之一是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与同样深受“特朗普效应”之困的中国“抱团取暖”。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来讲,这对当前的欧洲来说似乎是成本最小而获益最大的选择。

根据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倘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得到整合,美国将会面临最有力的挑战者。

现实层面上,中欧全面深化合作亦有深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一方面,中欧双方经济存在极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从欧洲进口中高端消费品,欧洲需要中国的投资与市场。而且,欧洲处于“微笑曲线”的两个顶端,主要从事设计、研发与基础研究创新,而中国处于曲线尾端,以制造业见长。如果双方能够实现比较优势的结合,有助于整个产业链的整合,并促进中欧经济的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与欧洲也不乏共同的政治关切。例如中国愿意与欧洲国家一道维护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治理。此外,作为伊核协议的促成者,中国与欧洲诸国同样反对美国单方面的毁约行动以及对伊朗的制裁。

尽管最近中德两国签署2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清华紫光等中资企业增加对欧投资等事件表明中欧关系有所增强,但目前多数欧洲国家对联中抗美不甚积极,而是在倍受特朗普打压的背景下选择了第二种战略:继续做美国“跟班”,并在中美贸易战中作壁上观,甚至暗中偏向美国。

当前中欧全面深化合作的障碍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欧洲对美国“既爱又怕”。一方面,自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与西方世界的领袖以来,欧洲长期学习美国经验、走美国道路。在此过程中,欧洲对美国产生某种强权崇拜,加上欧美相近的血缘、文化与意识形态,致使不少欧洲人从心理上对同属西方阵营的美国形成高度认同。

另一方面,有了伊朗与土耳其在与美国“对着干”之后相继出现货币贬值、经济萧条等困境的前车之鉴,欧洲诸国惧怕同中国联手会引起美国的全面报复。由于政绩平平而在国内备受诟病的马克龙、默克尔等政客担心,若在此时得罪美国,本国或将面临严厉制裁与经济恶化,他们自身也很可能会因此失去选票与政治前途。

其二,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对中欧深化合作形成阻力。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到近一年来奥地利与意大利出现极右联合政府,都意味着右翼势力在欧洲抬头。纵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右翼势力并非政坛主流,但右翼政党在各国积累选票与席位的过程中,正在不断向其他政党挖角与游说,影响政府决策。

虽然以意大利“五星运动”为代表的欧洲右翼势力反对美国霸权政治及对欧洲的绑架,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全球多极化的立场不谋而合,但正如特朗普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一样,欧洲的右翼政客也主张以本国利益优先,并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加剧了本国的失业等问题,故而对中国的态度颇多保留。

再者,长期以来对“光荣孤立”等传统外交理念情有独钟的欧洲诸国仍然具有绥靖思维,在中美贸易战中以为通过置身事外、向美国妥协就可以“祸水东引”,避免自身利益受损。殊不知,在特朗普看来,比中国经济脆弱的欧元区是可以最后再收拾的“软柿子”。

总之,尽管随着“特朗普效应”的凸显,中欧全面深化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存,但目前中欧全方位的合作仍有不小的障碍,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值得庆幸的是,欧洲并非铁板一块,中欧建立亲密关系需要从欧洲边缘地带入手。当前,深受脱欧“烂摊子”之苦的英国以及经济抗压能力较弱的东欧和南欧国家或将成为时下中国较易团结的关键对象。

中美贸易战改变供应链格局

中美贸易战日益升级,迫使在中国生产的制造商及其美国客户重新思考将世界两大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复杂而广泛的供应链。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白杰明在报道中写道:史蒂夫·马登公司(Steve Madden)正在将手袋生产转移到柬埔寨;越南正在吸走Hoover吸尘器制造商创科实业(TechTronic Industries)的部分生产;谷歌的硬件制造商Flex正在从墨西哥到马来西亚等地寻找新的生产中心。

中美贸易战日益升级,迫使在中国生产的制造商及其美国客户重新思考将世界两大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复杂而广泛的供应链。

创科实业行政总裁约瑟夫·加利表示:“虽然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是我们全球制造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已经加速了在其他低成本国家和美国的增长。短期内对越南的关注将抵消未来美国可能施加的关税的影响。”创科实业的电动工具大部分在中国生产,而包括Hoover吸尘器在内的产品的四分之三收入来自美国。

在中国雇用超过100万人的150家香港制造商的游说团体负责人陈婉珊表示,虽然工厂高管们习惯于应对从工资快速上涨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各种挑战,但与贸易战相关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它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她表示:“制造业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分散风险、是否升级产品以及提高附加值或者扩大生产到其他地区。”

中国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最大制成品出口国。但在过去十年,一些工厂主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寻求工资更低的劳动力,并对冲只依赖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工厂主和美国买家表示,贸易战将加剧这种转变。

当手袋被列入拟议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时,美国高管们匆忙寻找中国境外的替代生产基地。从三年前开始将部分手袋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柬埔寨的史蒂夫·马登公司最近告诉投资者,除了考虑在美国提高价格之外,它正计划明年将其柬埔寨产量翻一番,达到总产量的30%左右。

为Bose和谷歌等公司生产电子产品的Flex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麦克纳马拉认为,公司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尽管这需要时间。他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长期来看,我们相信很多客户会要求更为地区化的制造足迹,从而缩短他们的供应链并降低关税影响风险。”

但除非公司已经与工厂、供应商和政府存在关系,否则很难进入新的发展中市场,因为后者的投资法律往往不明确,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不严格。利丰(Li & Fung)行政总裁冯裕钧表示,虽然“很多人都迫切想要搬离中国”,但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来稳定新国家的生产。利丰帮助包括沃尔玛和科尔士(Kohl’s)在内的美国零售商从世界各地的工厂采购货物。

近年来越南一直处于许多公司“中国+”制造战略的核心位置,吸引了韩国电子集团三星、日本空调集团大金以及创科实业等公司的投资。许多为欧洲和美国时装品牌生产服装的制造商也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特拉华大学时装研究助理教授陆圣表示,剩下的工人或生产设施很少。他说:“如果你现在不在越南,你可能已经太晚了。”

在美国销售中国制造的LED照明设备的Capstone的高管拉里·斯洛文表示,将缝纫机搬到新国家要比复制电子行业所需的复杂供应商网络要容易得多。他说:“每个人都在设法对冲,但这并不容易,想想制造电子产品所需的所有组件吧——它们全都来自中国。”

关税——以及美中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令制造商感到不安,但高管们表示,中国可能会保持其主导地位。尽管向工资更低的国家流失了一些市场份额,但中国去年仍然占全球服装出口的35%,而孟加拉国只有6.5%,越南为5.9%,柬埔寨为1.6%。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中国在办公室和电信设备方面处于类似的地位。

冯裕钧表示,他预计中国工厂会通过从自动化到开发更高附加值产品等提高竞争力的方法来应对,而不是屈服于压力。他说:“我不认为如果你是中国的工厂老板,你会就那么让生意流走,关门大吉;他们将开始增强竞争力。我认为你不会看到中国的产能大幅减少。”

《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拉尔莫(brook Larmer)写道,中国和美国去年总共吃下了越南约35%的出口,推动了越南从一个不甚活跃的大米和咖啡供应国向制造业中心的转变。

如今,在中美贸易贸易战的危险驱使下,许多在中国持有股份的外国公司——那些大象脚下的蚂蚁——开始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这一发展趋势的迹象之一是7月中旬,一群访客出现在越南北部海岸下龙湾附近。穿白衬衫打黑领带的男子们不是游客。他们代表了从纺织到电子等行业的72家日本企业,正在寻求规避中国生产成本上升和美中贸易战造成的风险。

把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出来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中国工厂的工资大幅增长,包括外企和中国公司在内的许多企业都已开始把它们的至少一部分业务转移到东南亚,以利用那里低廉的生产成本。在工资几乎不及中国三分之一的越南,阿迪达斯目前在那里生产的运动鞋是其在中国生产的两倍,英特尔和三星电子也已在南亚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越南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依赖于吸引外国投资,现在美国和中国的政策也许正在加速投资的到来。“对很多公司来说,中美贸易冲突是一个催化剂,推动它们探索以前未曾考虑过的变化,”香港律所贝克·麦坚时的税收与贸易合伙人乔恩·考利说。“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加速他们已经开始的进程的东西。中美贸易冲突只是正在推动他们越过终点线。”

这场贸易战的附带痛苦正确切地发生在供应链上。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内的亚洲最先进的经济体都高度全球化,以至于它们很容易在这场保护主义战火中中枪。

台湾可能会承受最大的损失。根据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数据,台湾提供了中国全部进口中间商品的18%,这种出口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14%。正如台北淡江大学经济学家蔡明芳对彭博社所说:“特朗普的关税正在给台湾公司更多搬往东南亚的动力。”

贸易战掀起的尘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亚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贸易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17年,亚洲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在全球最高,分别为9.6%和6.7%。如今,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减弱,美国又独自发动了贸易战,许多昔日的亚洲伙伴、以及许多美国企业都被夹在了中间,它们都在寻找最安全的出路。

为了抵消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大幅度降低了对亚洲国家的关税。这似乎在提醒人们,待到贸易战结束之后,中国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仍将是亚洲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这种吸引力可能不足以阻止制造商从中国转向东南亚。美国时装行业协会[U.S. Fashion Industry Association]7月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纺织企业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减少在中国的生产,这些企业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将生产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既昂贵又复杂。考虑到贸易战推动者的喜怒无常,以及美国政治混乱的反反复复,一些高管正勉力支撑,希望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随着即将对又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目标清单上总共有6031种产品)加征新关税,贸易战看起来不再像是一次短期危机。

随着战斗的升级,人们担心中国公司也会把更多的业务向南转移,使用“关税避让”策略将货物运往美国。

资产管理公司VinaCapital首席经济师迈克尔·科卡拉里(Michael Kokalari)说,“贸易战可能会真的打开闸门。在越南,打架的大象可能会给最灵活(或最幸运)的蚂蚁一个茁壮成长的机会。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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